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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學鵬:信貸狂潮的隱憂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03-04  瀏覽:89
近日,中國央行在其網站上公布了今年一季度貨幣量和信貸增長情況。盡管此前市場對中國的信貸和貨幣量的巨大增長均有預期,但官方數字的公布還是“刷新”公眾的驚訝。3月份信貸新增1.89萬億元,增幅達到了歷史性最高值29.78%,M2余額達到53.1萬億元,同比增長25.5%,M1余額為17.7萬億元,同比增長17.04%。流動性繼續泛濫導致市場短期利率繼續下降,企業和居民活期存款賬戶金額大量增加,顯示新的購買力即將“潮涌而動”。可以這樣說,中國目前實施的是“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其寬松程度已經極大地超越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水平。
  從本輪信貸狂潮,至少可以察覺到一些重要的信息。一個是信貸狂潮中的“數量質疑論”往往是一些希望政府發動通脹促使資產價格上升的勢力,他們會大聲叫嚷,認為信貸其實發放得并不多,相當部分是“票據融資”或者是“存貸循環虛增”,他們只不過希望央行繼續保持“超級寬松”的勢頭。實際上,聽從政府指令的商業銀行在經濟下降時期的信貸擴張,其“預熱”的方式一定是通過票據,隨著“預熱”結束,票據融資一定會出現大規模的回落。
  另外一個是中國的商業銀行在中國經濟遭遇世界性金融危機沖擊下,并沒有轉型到應然的“風險 ——收益對稱”模式,更多地聽從了政府的指令而不是市場的判斷。例如,1997年之后實施的行長對壞賬的負責制、“壞賬上追二級”基本上也不嚴格實施,取而代之的是“講政治”下的提高“壞賬容忍度”。這樣做的原因是防止商業銀行發生過去的“惜貸”現象,導致信貸無法“托住”經濟增長,從而無法完成GDP“ 保8”的任務。當然,這樣做“有利有弊”,從某種意義上糾正商業銀行在市場自發機制下的“信用收縮”,但也許會造成另外一些后果。如果說,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采取的是“財政單兵突進”,防止貨幣失控,而2009年的中國政府采取的是“透支財政信用下的貨幣狂飆”。
  第三個信息是,中國的四萬億財政支出撬動銀行信用的經濟拯救主要是通過國企、銀行和地方政府來實施的。中國政府一直在提高市場主體的杠桿率,因為經過重大改革的 中國銀行(行情股吧)業盡管沒擺脫政府指令控制,但是它們還是能遵循一些重要的信用投放規則,例如項目資本金約束。而地方政府和企業面臨最大的授信困境之一就是資本金不足,于是中國政府通過代發地方債來充實地方政府的資本金,通過許可并購貸款來提高企業自有資產。這一系列的運作表明,跟國外的“去杠桿率”不同,中國政府為了對抗危機,正在加速提高“杠桿率”。
  正如黑格爾所說:“人們通過學習歷史知道人們從不向歷史學習,因為他們總認為這是新的歷史 ”。作為奧地利經濟周期學派的信奉者,我們不認為中國政府的支出就可以高效而迅速地彌補市場衰退導致的需求空白,而是更關心中國“透支財政信用下的貨幣狂飆”造成的相對價格變化以及不同人群的實際貨幣余額變化。
  用奧地利學派學者ISRAEL.KIRZNER話說,“更關心這種市場過程帶來的‘斷裂’和 ‘變異’”,比如我們擔心,政府的“財政撬動銀行信用”的拯救讓資源更多地聚集在強勢上游部門(鋼鐵、石化、房地產)身邊,由于終端需求不足,下游(出口制造業、農業)繼續保持萎縮狀態,無法接納上游的轉嫁,于是上游形成“消化庫存—產生新庫存—又去庫存”的尷尬怪圈,并催生出比較劇烈的通貨膨脹。而這種通脹發生于全社會收入流下降之際,這對社會將產生無法估量的震蕩性影響。而這個故事所蘊含的經驗并不是新的歷史。(參見專欄前文《惡性通脹并不遙遠》)
  另外,央行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外貿順差收窄很快,外匯儲備增長幅度也急劇降低。我們認為,美國、歐洲以及其他外部世界給中國提供的未來出口空間非常有限,凈出口對中國GDP拉動貢獻完全喪失。因為民選政府并不需要用強烈的經濟增長來體現其執政的合法性,他們也并無中國和美國那樣強烈意愿用巨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相反他們更愿意享用對華出口空間來平衡其貿易。中國的FDI流入變得衰竭,同時資本離開數量變得越來越大,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應該防范未來5年可能會遭遇“雙赤字”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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